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开展的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莫斯科进行的前后长达两个月的访问。中国领导人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同时争取得到苏联的大规模经济援助。经历了一番艰苦的外交谈判，毛泽东终于迫使斯大林做出了重大让步，同意废除1945年的中苏条约，重新签订新的中苏条约。[1] 那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苏之间在经济关系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苏联是否对中国刚刚起步的经济建设给予了必不可少的援助？从客观上讲，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进一步加强了新中国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性，苏联也有义务为其盟友提供全面的经济援助。然而，中苏条约谈判的过程及结果使得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心存芥蒂，他们之间的猜疑和不满必然形成中苏经济关系发展中的心理障碍。如果不是4个月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如果不是中国在苏联最需要援手时出兵朝鲜，那么，苏联履行各项经济协定的程度以及中苏经济关系在战争时期的发展前景的确是难以预料的。所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对苏联的依赖，以及苏联对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回应，就构成了从中苏条约签订到朝鲜战争结束这一时期[2] 中苏经济关系发展的前提，同时也决定了此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内容、形式及其结果。
中国对苏联的经济依赖首先在于，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旧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近代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2.3%，而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重又仅占5.5%。[3] 加上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到1950年初，这种破坏在电力工业达50%，钢铁工业达90%，而工业集中的东北地区一般则在50-70%之间。同时，因工业设施不配套、分布不合理以及供销不畅通，即使在完好的工业企业，其设备利用率也只有45%左右。由此造成社会失业现象严重，当时全国失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约150万人，尚有相当数量的半失业人口。[4] 农业生产同样落后，1949年粮食平均亩产137斤，棉花21斤。[5] 此外，因大面积农田（12795万亩）受灾，农业总产量只有2100亿斤，为战前平均水平的75%，粮食减产150亿斤以上，灾民达4000万人。[6] 交通运输业也遭到严重破坏，1949年的现代化运输货物周转量只有229.6吨公里，仅及1936年的52.7%。[7] 生产落后和衰败直接导致了新政府的财政困难，1949年财政赤字达财政总支出的46.4%。[8] 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刘少奇1951年7月5日在一次报告中承认的，中国的经济还无法做到真正独立。[9] 而鉴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和中共宣布的“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新中国当时可以指望的经济援助只能来自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10]
在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后的一个多月里，中国主要领导人与苏联大使频繁接触，不断反映新中国面临的困难，要求苏联给以帮助。朱德希望苏联及时提供大功率拖拉机和其他农机设备，帮助新疆地区顺利开展春播。[11] 刘少奇强调新政府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巩固中苏友谊，并表示愿意提供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以使苏联同志熟悉中国的情况。[12] 郭沫若谈到科学院大量仪器和资料被国民党运往台湾的情况，董必武则讲述了国民党特务对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破坏活动。[13] 陈云和周恩来更为详细地介绍了经济方面的严重情况：因民族资本家大量转移资金，华南地区生产严重下降，而由于海岸封锁，对外贸易也处于半停顿状态，唯一能够使用的天津港，每月交易额仅300万美元左右。1949年10月战争仍在进行，政府不得不动用国库和多印发两倍以上的钞票来补偿450万军队及150万国家机关和企业职工的费用。由于大量发行纸币，建国伊始仅一个多月，物价即出现灾难性暴涨达5-6倍，尽管政府为稳定物价而向市场投放了大批粮食，但预计1950年的粮食价格至少还得上涨一倍。此外，人民政府正在制定1950年国民经济恢复和生产计划，而中国的技术人才严重短缺，希望苏联专家帮助进行这一复杂的工作，尤其帮助搞好以前处于隔离状态的各原料产地和工业区之间的经济联系。[14] 显然，中国领导人期望罗申将这些情况转达莫斯科，从而为毛泽东亲自访苏解决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问题进行铺垫。
应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莫斯科长达两个多月的外交谈判是成功的，达到了缔结新盟约和争取苏联援助的预期目的。不过，苏联被迫接受中国的缔约条件，也的确在斯大林心中留下了对毛泽东不信任和不满意的阴影。这对于中国期望从苏联得到大量经济援助前景显然是十分不利的。然而，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改变了一切。当美国在仁川登陆成功，朝鲜战局发生急速逆转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和金日成都把挽救北朝鲜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而毛泽东在经济面临重重困难，军事装备极其落后，特别是苏联拒绝出动空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下，毅然在与莫斯科的谈判中做出让步，决心单独出兵朝鲜与美国较量。[15] 毛泽东在危急关头做出的决定，不仅解救了金日成，也使斯大林如释重负──苏联由此摆脱了因做出朝鲜战争的轻率决策而在冷战格局中所处的尴尬境地。其结果一方面化解了中苏同盟在刚刚形成时就出现的危机，一方面也使莫斯科转变了对毛泽东和中共的看法。对此，中国领导人深有体会。周恩来曾说过：“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16] 毛泽东也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17]
在这样的前提下，中苏同盟出现了新的局面。在整个战争期间，中苏不仅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配合默契，协调一致，[18] 而且经济关系方面的相互合作和援助也迅速发展起来。此期中苏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苏联对华援助，所以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也是以苏联援华的内容为主。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当时中国经济状态正处于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化过程中，中苏双方对于他们之间将要形成的经济关系既没有准备，又缺乏经验，因而在操作过程中出现矛盾、混乱、重复、遗漏的情况是完全可以想见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呈现在研究者面前的史料也是零乱庞杂的。笔者在考察中，把建国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方式和途径分为提供低息贷款、援建重点项目、发展双边贸易、开办合股公司、提供技术资料、派遣苏联专家、培养中国专家和协助编制经济计划等几个方面。这种划分或许不够科学，但采取这种条理化方式考察的尝试，无非是希望把复杂纷乱的经济现象看得清晰一些。
一、提供低息贷款
早在1949年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中共领导人就多次要求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在2月6-7日同米高扬的最后会谈中，毛泽东明确请求苏联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并希望从1949年起的3年内就得到这笔款，将来新中国连本带息一并偿还。[19] 当刘少奇于6月27日到达莫斯科时，斯大林在当天的会谈中就告诉刘少奇，联共（布）中央决定以设备、机器和各种材料的商品形式向中共提供3亿美元贷款，利息1%，为期5年。[20] 7月30日刘少奇与马林科夫签订了贷款协定，但中方一时无法提出全部货单，要求苏联专家来华组成共同委员会协商确定，事情便拖了下来。[21] 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时，双方以政府名义再次签订了贷款协定。[22]
3亿美元数量并不多，据说比苏联最初对东欧国家的援助要少。[23] 但这里的问题不在斯大林，而是中国不愿意多借外债。毛泽东对此解释说，“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24] 至于贷款期限，毛泽东再次希望缩短至3-4年，而斯大林以苏联来不及供货为由没有答应，也确是实情。[25] 但无论如何，这笔贷款对于中国政府收拾满目疮痍的经济烂摊子确属雪中送炭。不过，苏联也提出了十分苛刻的附加条件，这一点则使毛泽东深感不快。
在1月22日莫洛托夫等人提交和联共（布）中央批准的有关中苏条约的12个文件中，均没有关于贷款附加条件的内容。[26] 斯大林在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正式会谈时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此时，毛泽东对苏联给予年息1%的优惠条件非常满意。[27] 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当1月26日斯大林收到中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草案后，对其中要求苏联立即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权利的条款感到非常意外和不满。[28] 后来苏方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大体上满足了中方的要求，但随之便提出了一系列补充协定，其中就包括贷款协定的议定书。
经过一轮谈判后，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苏联要求“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期限为14年，前4年以易货方式提供，从1955年开始作为偿还贷款的供货。其数量令周恩来颇感为难：“钨第一个两年每年8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9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锑第一个两年每年6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7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锡第一个两年每年7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8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铅第一个两年每年5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6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29] 上述战略物资中国确有一定储藏量，但生产极为落后。解放前钨砂最高年产11458.3吨，而1949年仅2766.58吨，1936-1948年平均年出口约7386.6吨；锑矿年产分别为22401吨和1204.77吨，1937-1947年平均年出口约4512.7吨；锡年产分别为11710吨和3500吨，1939-1948年平均年出口3787.1吨；铅最高年产约10000吨，自给略有剩余。[30] 所以，苏联提出的条件显然是中国力所不及的，据此，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免除铅、减少锡和锑的供货。[31]
尽管经过反复谈判苏方最后接受了中国的请求，但这个附加条件的提出，以及苏方坚持要在协定中解释年息1%是对中国的特别优惠条件，[32] 已经有理由使毛泽东感到莫斯科处事的盛气凌人的味道。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感觉，当刘少奇汇报说，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中苏条约等七个文件后认为贷款议定书前言“鉴于苏联因为战略原料(钨、锑、锡、)之不足而处在一种被限制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照顾苏联愿望”数句似可删去时，毛泽东复电称：“借款议定书前言数句，意即为中国对苏联之报酬，不宜删去。”[33]
应该注意的是，由于巩固国防和解放台湾的需要，特别是后来应付朝鲜战争的需要，中国只得将本来就不多的贷款中相当一部分用于进口军事物资和装备，而此期真正在经济建设方面使用的苏联贷款则是有限的。例如，贷款协定尚未签字，中国已经把1950年度6000万美元贷款中的4000万用于购买飞机(340架)、汽车、降落伞、钢轨(43089吨)、高射炮、炮弹、汽油及空军器材等军事目的了。[34] 因此，1950年9月1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通令强调：苏联贷款已列入国家预算，故各部门应把贷款物资作为国家财政的正式投资，扣顶其当年预算，而不能视作预算外拨付。有关此项贷款的管理、使用、还本付息等事宜，均统一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负责办理。[35] 中国出兵朝鲜以后，苏联为向志愿军提供武器装备而设立了专用军事贷款，并根据1951年2月和9月的协定，分别提供了4亿和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36] 但中国仍然不得不将部分国家预算用于战争，如1951年的总预算因战争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就占32%。[37] 两年以后用于经济建设的贷款仍然很紧张。1952年9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5年中再贷款40亿卢布，其中用来购买工业设备的仅8亿卢布。[38]
尽管如此，苏联的3亿美元贷款按1950年汇率折算人民币约合9亿元，在三年恢复时期中央政府总投资62.99亿元中，所占比例高达14.3%。[39] 而且，中国将苏联贷款集中使用在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等基本建设的重点项目上，所以，这笔贷款对于新中国整个国民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二、援建重点项目
可以说，在恢复时期，中国现代工业基本建设的核心就是苏联帮助援建的重点项目，即人们常提到的156项引进工程中的第一批50个项目。1950年2月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是苏联政府答应帮助中国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消了1个项目，合并了2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具体情况如下表：[40]
表一 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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